我国城市的容积率只有0.33,而国外的一些城市则达到并超过了2.0。

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是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重要保障。例如，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在改革内设机构时搞捕诉合一，[7]这虽然可以加强公诉对侦查的引导、加快办案速度，但却损害了公诉对批捕的监督和制约，不符合诉讼规律的内在要求，因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严重后果。

具体来说，在检察业务机构的设置上，应当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，各级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职能多少和业务量的大小，决定业务机构的具体设置，没必要实行严格的上下对应，这样可以节省司法资源。关于我国检察权的分解与配置，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。[17]我们认为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名称应当上下统一，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特征及其承担的职能，非业务机构的名称应当反映其基本功能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修改的历次草拟稿主要提出了以下四个方案：方案一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，设立若干检察厅、局和其他业务机构，省级检察院设立相应的检察局和其他业务机构，省辖市级检察院设立相应的检察处、局和其他业务机构，县级检察院设立相应的检察科、局和其他业务机构。其次，审判监督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力，而非实体裁决权，它对法官没有实质影响，更不会影响法官的独立思考与公正判决。

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的是否科学、合理，直接反映了检察机关对检察权的认识是否科学和分类是否合理。因为机构设置与职权划分是密不可分的，机构设置不同，职权的划分、制约以及对行使职权的考核就无法相同，执法规范也就难以做到统一。这些既是市场经济长期型塑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国门大开，人们以开放心态放眼世界的必然所获，更是我国公民在现代教育影响下，智识水平和判断能力日益提高的现实表达。

同时，由于它能较好地把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巧妙地结合起来，因而至今被世界各国在推进其法治建设中所青睐。就社会转型中文化层面的要求而言，我们的时代已经无可逆转地面临着一个文化多元——价值追求多元、社会观念多元和文化趣味多元的时代。[7]这正是法律至上之缘由。[4]而潘恩的如下名言：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……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 ，[5]更是很好地诠释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法律的地位。

法律义务的设定，只能基于人们的行为，而不能涉及其思想。人类通过众人智慧制定了法律，但人类要依法有序地遵循法治而生活，就不得不异化为法律的仆从。

完全可以说，人是文化的动物 ，[15]文化的存在决定了人的精神本质。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效地规范民主，必然带来的是民主的不经济或者民主的无效率。另一方面，不受法律规制的民主，只能漫无边际地行径在路上，人们从中看不到任何预期，也不能因之获得安定感或安全感，更不能因之获得普遍的效率。如何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保持基本的社会对话和共同体的团结？这也不能不提到法治。

因此，尽管专制社会的实践不乏皇帝个人口含天宪、金口玉言、言出法随的情形，但另一方面，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重要法律，无不凝结着众人的智慧。[16]尽管这是他针对当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发出的主张，但之于我国社会从经济、政治到文化的全面转型而言，这一主张照例适用。众人决定意味着人人都有说或表达政治意愿的自由。因此，如何审时度势，不失时机地把市场控制的方式纳入法律麾下，树立依法治思维规范市场行为的规范、理念、组织、行为和监督体系，是内保市场健康发展、外应经济全球贸易的不二法门和现实选择。

因此，其不会认同思想的自由权利，反而义务服从是道德控制社会的基本规范。对法律的这种崇高地位，人们经常会发出如下的疑问：法律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存在，归根结底它是由人所制定的，并且归根结底它也要靠人来贯彻执行，它怎么能够凌驾于人之上呢？法律对人的优势，确实仍然取决于人本身，因为法律是众人智慧。

参考文献[1][先秦]管仲等.《管子?任法》、《管子?法法》.[2][古希腊]亚里士多德.政治学[M].吴寿鹏译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65：167-168.[3][英]詹姆士?哈林顿.大洋国[M].何新译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63：6-7.[4][明]黄宗羲.明夷待访录?原法.黄宗羲全集(第一册)[M].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：6-7.[5][英]托马斯?潘恩.潘恩选集[M].马清槐等译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1：35-36.[6][古希腊]亚里士多德.政治学[M].吴寿鹏译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1965：171.[7]谢晖.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[M].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9：461-490.[8][先秦]孟轲.孟子?告子上.[9][美]庞德.法律的社会控制、法律的任务[M].沈宗灵译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4：131.[10]谢晖.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[M].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7：406-461.[11][英]托马斯?莫尔.乌托邦[M].戴镏龄译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,1959：8—47.[12]谢晖.法治讲演录[M].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：130-196.[13][德]马克思.资本论（第1卷）[M]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5：103.[14]刘作翔等.跳出周期率，要靠民主，更要靠法治——邓小平民主法治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[J].中国法学,1995(2).[15]梁治平.法律的文化解释[M].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4：10.[16]邓小平文选（第二卷）[M]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：146.来源：《行政管理改革》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治 社会转型 。[11]英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，正是运用法治以替代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来实现的。

宗教控制的基本前提则是强调人活在现世，本是带着罪孽而来的，所以人类生来的义务，就是向至高无上的神灵忏悔，从而得到神灵的宽恕和接纳，以期在彼岸能获得幸福。以法治规范民主，乃是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有机的、巧妙的结合。因此，借助法律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控制，是当代中国迈向复杂社会、进行社会转型中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发展所必须直面的问题。例如，我们一方面在沐浴着繁荣的科学文明带来的享受时，另一方面，也承受着由它带来的严重的负担——如克隆人、变性人、转基因食品、核污染、光电污染等。[摘 要] 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，既非来自神灵的命令，也非出自权威的指示，而是出自众人的智慧。这样，一种所谓冰冷的理性就取代了热情的道德和虔诚的宗教，成为管理和控制人类交往行为的主要方式。

[13]商品—市场经济的前述特征也决定了它与民主的内相关性。众人在协商、对话和公开投票中达成的合意，在逻辑上完全超越了任何某个人、某个团体的意志，同时也凌驾于任何某个人和团体之上。

所谓简单社会，即人们的交往范围狭小、熟人交往为主、交往内容简单的社会形态。可见，如果说民主政治表达的是一种实质理性，那么，法律治理所表达的是一种形式理性。

因之，那种曾调整简单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方式——道德、宗教都于事无补，人类必须寻求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和工具。因之，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话，那么，完全可以说民主政治也必须是法治政治

但民主政治是众人决定，或者至少也应是多数人决定，这与专制政治形成鲜明对照。[3]用黄宗羲的话说，则前者通行天下之法，后者奉行一家之法。无论价值追求多元、社会观念多元还是文化趣味多元，都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不纯。它看上去与众人智慧无甚干系，但法官的裁判要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，不可能不顾及人们日常交往中业已形成的行为规范。

就社会转型中文化层面的要求而言，我们的时代已经无可逆转地面临着一个文化多元——价值追求多元、社会观念多元和文化趣味多元的时代。为何民主需要被法律化、制度化？缘由在于一方面，不能被规制在法治体系中的民主，不但无助于一个共同体的团结，而且会隐含撕裂国家、解构共同体的危险。

然而，时过境迁，自从16世纪以来，资本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全球推广，引致人类空前地进入到陌生人社会和复杂社会。那么，为什么法律会取得这样的地位，这不能不涉及近代以来的社会——主体关系的转型。

特别是中国的汉唐贸易和西方的罗马商人，都曾把生意大规模地做到海外，在罗马甚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贸易活动。因此，尽管专制社会的实践不乏皇帝个人口含天宪、金口玉言、言出法随的情形，但另一方面，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重要法律，无不凝结着众人的智慧。

社会转型两千多年前，中国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在谈到社会治理的最高要求时强调：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、令尊于君。完全可以说，人是文化的动物 ，[15]文化的存在决定了人的精神本质。宗教控制的基本前提则是强调人活在现世，本是带着罪孽而来的，所以人类生来的义务，就是向至高无上的神灵忏悔，从而得到神灵的宽恕和接纳，以期在彼岸能获得幸福。如何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保持基本的社会对话和共同体的团结？这也不能不提到法治。

另一方面，不受法律规制的民主，只能漫无边际地行径在路上，人们从中看不到任何预期，也不能因之获得安定感或安全感，更不能因之获得普遍的效率。这种替代模式不是别的，就是强调法律至上的法律治理模式。

但在法治实践中，近世以来，西方人通过宗教改革、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等著名的三R运动，成功地开启了一个把法律凌驾于任何个人和组织之上的治理模式。在这方面，我国文革期间所推行的大民主可谓明证，由于缺乏法律的有效节制，领袖个人始终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，期望以民主方式解决腐败、克服周期率的运动，[14]结果不但违背了初衷，而且带来了浩劫。

[4]而潘恩的如下名言：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……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 ，[5]更是很好地诠释了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法律的地位。自近代以来，法律的产生通过如下几种情形：其一是通过代议制方式产生或制定，这在大陆法系等成文法国家尤为常见。